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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离国际有多远

时间:2012年09月25日    作者:朱绍杰    点击次数:
    8月10日至8月15日,第四届大理摄影节在大理举行,拉开中国大陆摄影节的帷幕。从今天起25天后,中国大陆最老牌的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也将开幕。而在11月,广东连州也将举办连州国际摄影年展。
  比较起来,三大摄影节各有侧重。据业界人士介绍,平遥摄影节以国外大师为品牌号召力,而2005年创办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则以专业水准和学术性为特色。与平遥、连州相比,年轻的大理摄影节似有异军突起之感,一方面它从开始就加入了新媒体环节,另一方面,对于摄影收藏市场的强调也让它引起业界瞩目。
  事实上,神州大地上演的不仅仅是“三国演义”。目前叫得出名字的大大小小年度摄影节多达20多个,但它们有着一些共通点。一样的古城,一样的民俗表演,一样的张灯结彩,一样的摄影节,几乎一样的展览方式。“一个摄影展领跑一座城”,摄影搭台,经济和旅游唱戏已经成为当地政府主动推动这些摄影盛会最大的原动力。而近年来,摄影节上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倾向,也引到批评者的关注。
  在数码影像技术非常普及,人人都可以拍照片的全民摄影时代。如今,新媒体的时代对影像信息的需求更加强烈和广泛。中国摄影在普及之后的转型,已经成为摄影节关注的话题,放在了中国摄影艺术面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邓启耀曾作为评委参与连州摄影展。在他看来,摄影不能仅仅满足于按快门,更需要对社会、底层生活投射关注。“一个伟大的摄影家,不仅具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也具有人性关怀以及内心柔软的一面”。
  讲本土方言才能让国际同行坐下来
  羊城晚报:尽管目前三大摄影节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国际性。需要拿什么去跟与国际摄影对话?
  邓启耀: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例子,比如吴家林、卢广等。吴家林的对话方式是把握影像的本土方言,卢广则关注公共话题或人类共同的问题。这些都是对话的基础。他们也有过学舌的阶段,如吴家林,最初只是模仿,试图跟上各种政治潮流艺术潮流,后来开始醒悟,拍自己具有最深感触的东西,用属于自己的影像语言说实话。这在当时碰了不少钉子,因为人们还不习惯。但他有幸遇到一些明白人,台湾的张照堂,法国的马克・吕布、布列松等,慢慢确立了自己的影像个性。吴家林被玛格南图片社称为“中国的布列松”,但他的影像绝对不是布列松的翻版,而是他自己的。
  这个情况在八十年代也很常见,比如在学术上。刚刚开放,看见国外的东西觉得很新鲜,喜欢套用引述,很能唬中国人。但把老外的语录去掉,就不知道他还有多少可说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拿这种学舌的东西去和国际上的原创性学者、艺术家“对话”,对方会觉得很搞笑。但是当你谈自己本土的东西,谈亲身经历,才能让对方坐下来,让对话展开。
  所以,只有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才有对话的可能性。要不然,怎么模仿也都是学舌,而不是对话。摄影也好,学术也好,最重要是找到自己的语言。
  羊城晚报:如今,中国摄影艺术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了吗?
  邓启耀:中国一些艺术从业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在建立自己独特语言的过程中与国际对话,成为与外国大师并列的大师。事实上国内有不少这样低调务实的人,他们在关注不同的的问题,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思想,不仅仅甘于做一个照相的人,更是对社会、底层生活投射关注的人。
  广东曾经有一个“人本中国”的展览,最初叫“曝光不足”,就是试图拿出那些压箱底的非流行作品来见人。没有高大全,不要什么重大主题、先进代表,就看普通老百姓半个世纪以来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策展人安哥、胡武功等一个一个地去翻摄影家的抽屉,翻了几百个。这些作品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就是我们每天见惯的、不以为然的内容。这个展览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因为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目前一些摄影爱好者喜欢到远处去拍摄一些有视觉冲击力的照片,但扎堆容易雷同,远离自己的生活。去看很多摄影杂志、网站,基本都是一个模式。那些照片拍得很漂亮,但看不看名字都分不出是谁拍的,没有个性。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当然对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域,那么多的人口来说,摄影作为一种有益健康的群众活动,热闹一些也是必要的。这也可以是基层文化建设的一种方式。
  摄影家可形成合力
  羊城晚报:摄影是一门可以积极介入生活的艺术,在即将开幕的连州摄影节就把今年的主题设定为“故事离真相有多远”。事实上,中国的摄影节对于介入现实的兴趣如何呢?
  邓启耀:要看他们每一期的策展人是谁、主题是什么,不同的策展人有不同的做法。有些比较关注现实,像有一年我参加连州摄影节的评委,发现评委都不约而同地把票投给那些关注公共话题的摄影家。即便一些很年轻的人物,但大家觉得他们关注现实、为公众利益说话,大家都把票投过去了。
  但是也有一些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比如说庄学本,在那个时代做了相当不错的记录,在影像民族志或者人类学摄影上具有重大价值。还有沙飞,他算是革命影像、红色影像的代表人物,但是沙飞所做的不仅仅是命题作文。沙飞从不避讳宣传这个词,他认为革命影像就应该要宣传;但是他同时也有柔软的一面,比如拍了晒太阳的白求恩、憔悴的鲁迅等等。
  这都说明一个伟大的摄影家,不仅具有社会良知社会责任感,也具有人性关怀以及内心柔软的一面。其实我们并不排斥其它方面,比如说风景的、实验的、沙龙的等等。这些都是探索,通过视觉、影像的方式打开人的认知空间。这样的探索对于一个社会进步的、文化的培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羊城晚报:目前的摄影节中往往因为其国际参与度,而兼容更多的公共现实题材。能不能说摄影节中存在着一个目前比较鲜有的自由地带?
  邓启耀:自由是要争取的。假如一些摄影艺术家能有更明确的共同追求,那自然就可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摄影是视觉表达,不像文字那样具有如此明确的语义。视觉表达本身具有多义性,每个人能在里面读到不同的内容。所以摄影更具弹性,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它在关注现实方面也有着特别强烈的直观性,一图胜千言,但硬要解释的话也有多样的回答。
  这样的特性赋予了它更多的自由度,有才的摄影家都会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点。他们必从摄影的本身、影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点,也不是做一般的发烧友。大家通过影像来关注社会公众面临的一些问题、通过影像来思考一些事情,也都看得到、不一定要很直接地说出来。它可以很曲折地、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的。